童年的经历

  我不是从贫民窟的生活中挣扎出来的。我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威尔区出生并长大。我在上10年级的时候智商为140,并有精确而持久的记忆力。我父亲在曼哈顿地区做生意,他的工作地点位于第40大街和麦迪逊大街路口街角处。他是纽约一家健身俱乐部的总裁,也是纽约市的共和党主席。因此,我来自一个富有家庭,我家在当地颇有影响力。

  我们家有4个孩子,而我的父母在结婚22年后决定离婚,那一年我只有16岁。当时,我哥哥在学航海,我姐姐在一家私立寄宿学校上学,一个弟弟那时还一点儿都不懂事。父母离婚对16岁的我压力很大,我要决定到底跟父母的哪一方,我必须做出决定。而我发现16岁时出逃很容易,于是我就从家里跑了。

  离家出走以后

  决定出逃后的一个下午,我拿了家里一些东西,装在一个睡袋中,沿着铁路一直走到了纽约市。我父亲在纽约有生意,所以我对纽约市区很熟悉。

  我离家出走时从家里带的东西里面有一本支票簿。在家的时候,我14岁就有了一个支票账号,账号上有几百美元。所以我在纽约常常开支票来弥补我的收入不足。10美元、20美元、这钱真好,支票真好。在我把200美元的钱用光以后,我不停地开支票兑钱,因为这样来钱快。当然那些支票很快就开始被退票了。

  支票退票事件使我开始考虑离开纽约。

  免费享受飞行员待遇

  一天晚上5点的时候,我边琢磨着事边走着,路过一家有特色的老牌旅馆--科莫道尔宾馆,刚好从门里走出了几位东部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我忍不住停下来看着他们。他们一个个拉着身后的行李走着,有机长、副驾驶、飞行工程师以及四个乘务员。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激起了我的想像力,我一直站在那里看着这些人登上小客车。

  当这辆小客车开走后,我在心里想:对了,如果我能够装成一个航空公司飞行员,那样我就能免费周游世界了。如果我能到处乱转,就可以到处兑换我的支票了。我又沿着街道向前走了一会儿,抬头一看,那里正好有一座泛美航空公司的建筑。我想,这真是一家最好利用的航空公司,是国家航空公司,周游世界的航空公司。于是,第二天我就给泛美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打了电话。

  结果,我没付任何钱就得到了一套飞行员制服,我又自己做成了一张漂亮的身份卡。

  泛美航空公司称,我在16岁至18岁期间免费乘机飞行了近200万英里,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显示我到过83个国家。但泛美航空公司又说:请大家记住,尽管弗兰克·阿巴那尔装成是我们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但据我们所知,他从来都没有上过我们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是事实。我从来没有乘过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因为我总怕有人会问我:我就是旧金山基地的,我干了15年,怎么就没有见过你呢?因此我总是乘坐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

  每次下飞机后,我走到泛美航空公司的票务柜台,泛美航空公司的服务人员看到我过去就会抬头问我:

  对不起,我能帮你吗?

  我们在芝加哥这几天住在哪里?

  你们可以住在市内的希尔顿酒店,你可以乘楼下的航空公司乘务员专用班车。

  我会乘车到市内的希尔顿酒店,住上2~3天,泛美航空公司会支付我的房钱和餐费。泛美航空公司总也发现不了,因为他们是按照团体付账,不是按照个人名单付账,这样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反正有泛美航空公司的人付饭钱和房钱。

  后来我发现,我还可以在酒店里将我的支票兑换现金。航空公司与酒店签有协议,只要身份卡没有问题,酒店可为每个航空公司员工兑现100美元。此外我还发现,每个航空公司可以为其他航空公司的雇员提供100美元的个人支票额度,现在这种航空公司之间的互惠协议仍然存在。

  发现这一点以后,我会到肯尼迪机场的每个航空公司的柜台前逐个兑换现金,从头到尾转一遍,要整整用掉我8个小时。8个小时以后又怎样了呢?服务小姐换班了,柜台后面都是另一拨人,我会重新再转一圈。我这样弄来很多钱。18岁时我不再这样干了,原因是联邦调查局发出了逮捕证,逮捕约翰·杜,罪名是跨州支票欺诈。这就是联邦调查局的失误了。签发约翰·杜的逮捕证,说明联邦调查局不知道我的身份。在逮捕证上,联邦调查局说我的年龄约28岁,可那时我才18岁。就这样,我有了很多钱以后,把那身制服收了起来,搬到佐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市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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