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姆勒集团董事长于尔根·施伦普1998年1月12日只身来到克莱斯勒公司董事长罗伯特·伊顿的办公室，17分钟后施伦普就离开了那里，伊顿甚至没有请施伦普喝一杯咖啡。但这次匆忙见面，只是一个漫长故事的开端。
在那之后，他们敲定了一桩360亿美元的天价合并，也是商业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跨文化合并实验。这桩曾被广泛喻为“天作之合”的联姻，并没有兑现那些纸面上显而易见的协同效应。恰恰相反，它成了一部MBA教材上不会出现的莎士比亚戏剧。这个故事里充满了欺骗、争夺和贪婪，也有懦弱、自私与失控，而且这出人性的悲剧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谢幕。
（图为罗伯特·伊顿与于尔根·施伦普）
根本而言，一切商业活动都是人性驱动的。但很少有哪个商业行为像戴姆勒-克莱斯勒这桩灾难性并购一样，充分显示了人性的失败一面。
恐惧的种子在伊顿心里生根
今天克莱斯勒命运的肇始者是罗伯特·伊顿(Robert Eaton)。1992年3月他成为克莱斯勒的接班人。1990年代初，克莱斯勒一举超越了底特律城里的对手们。但鼎盛之时，克莱斯勒也成为了一些猎人的目标。其中，前拳击手、飞行员，后因涉猎航空、地产和影视等生意而成为亿万富翁的柯克瑞恩高调宣布，将会以每股55美元现金的价格收购普通持股人手中的股份。
面对总价高达228亿美元的收购，伊顿的态度是回绝，但柯克瑞恩不仅让伊顿意识到克莱斯勒并非是不可收购的，更在这个工程师的内心埋下了一颗恐惧的种子。对未来的恐惧，把伊顿打败了，他需要有人跟他站在一起。于是，那个宣布“没有想过和其他人或企业联合或者是被收购”的伊顿，要求其副手寻找可接洽的对象。
施伦普：从卡车修理工到曼德拉的朋友
在伊顿的设想里，地球上最适合合并对象是德国的戴姆勒-奔驰。而在大西洋对岸，戴姆勒-奔驰也在全球搜索着可能的合作对象，其答案也很明确：克莱斯勒。于是，戴姆勒-奔驰的董事长于尔根?施伦普走进了伊顿的办公室。
即将在底特律会面的两个人，可能是全世界最不一样的两种生物。如果说伊顿冷淡、木讷，施伦普就像一部永远燃烧着的发动机。他高大、粗壮、精力无比旺盛。他曾经和第一位不带氧气翻越伊乌斯特山的登山家迈斯纳共同登上了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他从每天清晨起就开始疯狂的工作，整天一根接一根的抽着万宝路香烟，到了深夜也并不着急休息，而是大吃大喝一顿。
无所畏惧与过人的精力，让施伦普从一个卡车修理工(美其名曰“卡车售后服务员”)成为了这家德国工业巨子的领导者。而其在南非工作期间，由于公开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且与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成了好友。
17分钟敲定商业史上最重要的合并
面对伊顿，施伦普像与人谈一次5块钱的交易一样开门见山：“你没有多少时间，我也一样。所以让我们直奔主题。我对克莱斯勒进行了评估，也对自己的公司进行了评估。我们两家公司有很多人都在谈论1995-1996年全球的汽车工业。我已经得出结论，那就是如果我们两家公司合并在一起，将会是非常合适的。产品、地理条件，所有一切都很匹配。对不对？”
停顿了一下，施伦普看到伊顿并没有任何表示，他继续了下去：“当然，如果你觉得我有些操之过急就告诉我。如果你觉得这种方式并不好，我会觉得很遗憾但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需要一个回答，你看如何？”
恐惧，以及施伦普直接的表达方式，让一向沉默的伊顿没有太多犹豫。仅用了17分钟，会谈就结束了。出门后，施伦普对自己的人大笑着说：“这实在是太快了，他甚至没来得及请我喝杯咖啡。这太棒了！”十天后，伊顿打电话给施伦普表示这值得双方坐下来谈谈。
包括律师、法律顾问和银行家在内的谈判双方用八天时间，才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保证股东获得免税的最佳方案是组建一家新的德国公司。但“免税”不能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戴姆勒和克莱斯勒的名字谁放在新公司的名字前面呢？
美国人再次屈服了。1998年5月7日上午10点，伊顿和施伦普在伦敦签署了克莱斯勒和戴姆勒-奔驰正式合并的协议。
扛着女秘书的施伦普与选择淡出的伊顿
当年12月戴姆勒-克莱斯勒举办德美高层的首次大聚会，所有的人在一起吃饭、喝酒、比赛，以此增进相互了解。因为时差，伊顿早早回旧点休息了，但施伦普带着人们狂欢。他和人们唱遍了所能想起来的流行歌曲，到了凌晨，他把自己的女秘书扛到肩膀上，另一只手抄起一瓶香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图为霍尔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