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学的分析,这里面的最大的道道就在于各种不同的“商性”,完全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生存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譬如,中国人隐忍性格的形成,并非中国人天生好忍,而是因为在中国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最好的选择便是忍。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象欧洲人那样急冲冲的做法在中国会死得很快很惨的。伴随急躁者的消亡,剩下的自然就只有那些“戒急用忍”的人们了。

    经济学大师马歇尔一句话说得很绝:“即使在植物界中,不顾自己的种子的利害的那种植物,不论其生长怎样茂盛,不久就会从地球上灭亡。”(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第258页)中国人不得不忍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的生存空间相对更加狭校就连史密斯也注意到,中国人口特别稠密,生存空间异常狭窄,在中国这一人口稠密的国家中,由于生活之难,谋生行为是名副其实的“生存斗争”。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得竭尽全力为自己获得生活资料。中国人完全可以说是“把贫穷变成了一门学问”。极度的贫穷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使节俭和勤劳这些中国人重要的特性得到最有效的发展,除此之外,还必然发展出忍与韧的品格。就像机会不多的猎人和渔夫,生活最终将教会他们,他们的生计靠的是他们行动的隐蔽和小心,以及等待时机的耐心。其结果,不论他们是属于哪一种民族,“文明的”、“半文明的”,或是“野蛮的”,他们总是隐蔽,小心而有耐心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在最为恶劣的条件下谋生,因此才能把最文明民族积极的勤劳刻苦与南美洲印第安人消极的忍耐融为一体。

    “商性”不也是这样形成的吗?英国人善组织,为什么?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专列一节,曰“英国人的性格很早就显示了他们具有现代组织才能的迹象。农业资本主义组织为工业资本主义组织铺平道路”。在马歇尔看来,英国人发展工商,组织现代经济的性格并非偶然,“英国的地理位置使北欧最强大民族中最强大的成员移来居住;自然淘汰过程使那些最勇敢而依靠自己的人相继移入英国。而英国的气候比北半球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宜于保持精力。它没有崇山峻岭的阻隔,它的任何一个角落离可通航的水道都不超过二十哩,所以,英国各地都可以自由往来,完全没有自然障碍;同时诺曼和普拉特琴各个国王的力量和英明的政策又使当地诸候不能设立人为的障碍。”再加上在英国,长子继承制使贵族之家长以外的诸子倾向于自谋生计,并且不同阶级的融合使得英国的政治很有条理,同时也使企业冒险具有贵族那种勇敢而传奇式的抱负的性质,因此英国人天生适合发展现代工商业——英国的射手是技工的前身。他们因自己的食物和体格胜过大陆上的对手而感到同样的光荣;在学习纯熟地运用自己的双手中,他们具有同样的顽强性,同样的自由独立性,同样的自制力和赴汤蹈火的精神……等等。

    笔者曾经忽发奇想,写过一篇《区域竞争与文化DNA的嬗变》的文章,被朋友们所传诵。文章中,我分析了温州人为何喜欢远赴天涯经商,而江西人宁愿守在家中的社会经济原因。我指出,不同地域的人们之所以行为不同,或者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DNA,与其说是天生或天性使然,不如是说在社会、经济、历史、地理等不同约束条件所作出的不同选择而已。温州人走上市场经济一途,一个客观原因其实是自然条件有欠缺,三面环山,一面环水,尤其是人多地少,人均矿藏更少,只好靠开发人力资本来补。温州人“走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才能从市场中谋食。至于江西,人口较少,矿藏丰富,尤其是大自然给了它极好的耕作农业的惠赐,播下粮食就能丰收,播下菜籽就有菜吃,旱涝保收,气候宜人,生存条件极佳,一年四季一派悠然的田园风光:“稻秧正青白鹭下,桑椹烂紫黄鹂鸣……泥行扶犁咤新犊……”(陆游:《小憩前平院戏书触目》)江西,正如一位学者所描述的那样:“稻谷、桑麻、茶叶、柑橘……还有山岚与天籁随四季更迭的丰富色彩,将一个江西滋养得精血饱满(胡平:《千年沉重》)”有这么好的农耕条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最好的选择,江西人哪里要去做什么辛辛苦苦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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