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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夏天，我提出自己要到北京发展，家里人都不理解，而我的父亲并没有一口否定我的想法，只是要求让我拿出一个合适的理由来。 我对父亲说，外地人可以拿了钱来晋江买东西，那为什么不主动把晋江的商品拿出去销售？我用这样的理由说服了父亲。但当时我们家的经济并不宽裕，由于还有和其他人合办的鞋厂要维持运转，父亲好不容易从日常费用中凑出了一万多块钱作为我的本钱。 现在想起来，我当年就是有股不知者无畏的气势。如果失败了，对我来说可能是非常大的打击，但我还是决定去拼一把。就这样，我背着经过千挑万选的600双鞋开始孤身闯荡北京。 为了让自己的600双鞋在北京上柜，我几乎天天去找商场的人，不知道上货规则，只凭一张嘴不停游说。经过一个多月的持久战，商场的管理者最终同意上我的货。凭借着同样的执著和毅力，我在两年的时间里几乎打通了北京各大商场的销售通道，其中包括人们认为最难搞定的王府井百货。后来有人说我有商业营销的天份，但我认为当时自己能够打开市场的理由很简单：腿勤、嘴甜。 在北京的四年时光，我吃的苦最多，但成长也最快。只要有闲暇时间，我都会跑到北京各个商场的运动鞋柜台，观察一些知名品牌鞋的款式和性能，留意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心里暗自琢磨：同等的质量，为什么晋江鞋只能卖到18块钱一双，而名牌的价格就能比自己的产品高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后来我渐渐琢磨出一些门道来，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有品牌，而晋江的鞋没有！ 这时候，我做出了一个冒更大风险的决定：要做自己的运动品牌。就这样，我带着闯荡北京四年赚到的20万块钱，回到家乡创办了安踏。 在上世纪80—90年代，在晋江这个偏安福建一隅的县级市蛰伏了几千个大大小小的旅游鞋厂家，这些企业差不多都是靠外单起家，也就是说替境外的厂商加工，走OEM的路线。但这种“替他人作嫁衣”的模式从产品开发到品牌运营都有先天的不足，你做得再好也没有自己的品牌。 当晋江的大多数家族企业还满足于这种接单生产时，“安踏”已经开始走上品牌之路。 毫无疑问，创业是有风险的。我当时创立“安踏”这个品牌的时候，遭受着国内外品牌的夹击，稍有不慎，我们就有可能被对手打个体无完肤。在激烈的竞争中，往往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创业的风险可能要高过股市。但创业成功后，我们所看重的已不再是金钱和荣誉，而是肩负着振兴一个地区、一个省、乃至一个国家经济的重担，所以，只要我们不是盲目创业，就不要惧怕风险，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永远也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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