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GDP”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可否认，GDP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然而，GDP中包含着巨大的过量资源消耗和由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失，这一严峻事实却被严重忽略了。2003年我国GDP只相当于全球的4%，而消耗的石油、原料、钢材和水泥都高达世界总量的27%、25%和40%。另据1999年世界银行统计，仅中国
每年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54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6%。初步估算，将所有污染对经济造成的损失汇总起来，每年污染造成的损失会占GDP的7%左右，亦即接近我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速度。
与“绿色GDP”相联系的“绿色投资”，就是用于增加“绿色GDP”的货币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的投入。“绿色投资”为“绿色消费”提供有效供给，而“绿色消费”又向其提供有效需求。
绿色投资的方向与重点
“绿色投资”是最能体现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是最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投资。“绿色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比重越高，标志着有效投资和有益投资所占份额越大，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健康增长的贡献越大。
把资金用在发展循环经济上面，就是绿色投资，而循环经济强调的“3R”行动原则——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sume)、再循环(Recycle)——也是绿色投资应当遵循的原则。绿色投资的方向一是有效利用自然资源，以建设节约型社会为目标而进行的投资，二是保护治理生态环境，以实现绿色中国为目标而进行的投资。
在有效利用自然资源方面，主要是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等工程项目投入。过去人们往往偏重开源而忽略节流。节流与开源一样，也需要资金投入，如研究、试制、生产、采用有关节流的技术、设备、设施、装置等，缺少资金投入是办不到的。但是，现在我国用于节流方面的投入还很少，融资也相当困难。不少企业难以对节能技术改造进行融资，节能技术研究开发投入也太少，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过度依赖进口。
在保护治理生态环境方面，主要是保护自然环境，治理、控制、排放“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控制噪音，以及美化和绿化环境等环保工程项目投入。与项目建设有关的环保费用，通常分为两部分：一是与项目同时设计、施工、投产的环境保护工程费用，属于投资支出；二是环境保护工程运行的维护费用，属于经营成本。环保投资分为两种，一种是主动投资，即在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危害没有产生或即将产生之前主动投入防治费用，包括企业综合防治投资、区域综合防治投资、环保自身建设投资、环保产业投资等：另一种是被动投资，即环境已经污染了，或资源已被破坏了，由此产生危害而被迫付出的补偿费用，包括消除环境污染与破坏的消除费、赔偿补偿费、排污费等。
绿色产品投资。凡是未受污染、不含毒素、有益于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产品，均可称为绿色产品。那些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食用、服用、使用没有安全保障的物品，即非绿色产品。应把资金投入到绿色产品的生产上，力求从源头上向人们提供信得过的有益产品，保障人们享受“绿色消费”。
绿色企业投资。绿色企业，应通过节能降耗、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等措施，减少生产过程资源、能源消耗，实现企业层次的循环。我国目前已出现进行清洁生产、实现企业内部循环的若干典型。例如，鲁北化工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磷铵、硫酸，水泥联合生产企业。这个企业利用原盐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渣盐石膏，磷复肥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渣磷石膏，再加上天然石膏制硫酸联产水泥，这3个不同领域的3种产品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一条循环产业链。整个企业没有污染物和废弃物，只有资源，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副产品都成为下一个产品链的原料。资源轮回利用，实现了价值的最大化。有专家估算，如果我国同类企业都采用鲁北化工集团的磷石膏制硫酸生产技术，仅此一项就可减少600万吨规模的硫铁矿山建设，节约开采费、矿山投资费用近50亿元。把资金投向这样的绿色企业，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绿色产业投资。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新能源产业、环境保护产业，可以称为三大绿色产业。应当说，至今为止，我国还没有真正形成像样的资源综合利用产业。而发展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的潜在空间则是十分广阔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应用，可以减轻人类对煤炭、石油等传统资源的消耗和依赖，可减轻环保压力，故被称作“绿色能源”，但因缺乏行之有效的投融资机制，使“绿色能源”推广应用受到很大限制。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投资力度，已成迫切需要。
绿色园区投资。绿色园区主要指生态型的绿色工业园区，即以工业代谢和共生原理为指导，将若干个相互关联的企业共建于一个园区。上海化学工业区，是国内第一个以石油化工及其衍生产品为主的专业开发区，同时也是上海创建循环经济工业园区试点单位之一。这一园区就是根据化工产品链的特点，以产品项目的合理布局为基础进行招商引资，按照化工生产上、中、下游的产品链关系，把相关的企业有机地联结起来，使园区内相关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到领先水平。园区改变了由各企业自建分散的、小而全的公用工程传统配置方式，实现了生产、物流和废物处理过程的资源共享，集中建设了工业水厂、污水处理厂、工业气体厂、化工固体废弃物处理厂、热电联供厂以及公共管廊、液体化工品码头、大件码头和天然气管网等项目，形成了集约使用的公用设施和物流体系，节约了用地和投资。
绿色城市投资。在建设循环经济型企业和园区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建设“绿色城市”。绿色城市应当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发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最终实现全市范围内物质和能量的循环。比如，湖北荆门市拥有丰富的石膏和磷矿资源，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大，开采强度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下降。根据这一实际情况，该市以发电厂、水泥厂、硫磺厂、石膏厂为核心，把一家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另一家企业的原料，通过企业间的工业共生和代谢生态群落关系，建立了“煤矿石-水泥”和“肥料-石膏板”等循环利用流程。各城市、各地区的具体实际状况不同，因而在如何兴建绿色城市或绿色区域方面采取实际步骤及资金投向的具体项目也将有所不同。通过绿色投资、绿色工程、绿色建筑，一定会促进绿色城市的建设。
绿色技术投资。不论是建设节约型社会还是实现绿色中国，都要依靠绿色技术，而且绿色技术所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属于绿色技术的种类繁多，数量巨大，需求愈益增多，因而绿色技术投资的任务也日趋艰巨。
绿色投资是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
衡量绿色投资的尺度不仅是经济效益，还要衡量社会效益特别是生态效益。应当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者之间并不是彼此对立、相互矛盾的关系：凡是投资的经济效益好，往往其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也较好；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好，通常其经济效益也好。比如，用于水土保持、治理污染、节约资源等的绿色投资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随之可以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反之，缺乏绿色投资或绿色投资效益不理想，那全部社会总投资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肯定也是不好的，而这也将会导致经济效益，特别是社会经济效益或宏观经济效益不好。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到底应当怎样来观察和衡量呢？可以设想这样一些衡量尺度：节能、节材、节水、节地等节约的数量；森林覆盖率、绿化面积、水土流失面积等数值；蓝天天数、沙尘暴天数、空气中可吸收颗粒物与烟尘等有害物质体含量、酸雨数量等变化值、噪音分贝等变化值；污水处理率、垃圾处理率、废物回收利用率；水旱灾害、水生生物因污染而致毒甚至死亡、水质恶化等遭受的损失变化情况。绿色投资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以绿色投资的数量去除上面各项指标的增加值来衡量。至于综合考虑绿色投资效益，可用绿色投资数量去除绿色GDP增加值来衡量。
要获得理想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并力求与经济效益寻求最佳结合，最好的选择就是要高度重视和加大绿色投资力度。进行绿色投资，也要特别注意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尤其是生态效益。通过绿色投资推动循环经济，可使生产链条延长和废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得到发展，从而可以扩大就业。通过绿色投资达到节能、节材、节水、节地等目的，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十分明显的。至于通过绿色投资，使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得到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平均寿命得到延长，建设绿色中国不仅当代人受益，而且还将惠及子孙，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这种生态效益是很难用一些数字估量的。
但是，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进行绿色投资而不讲究效益的情况。例如，某市就曾发生过亿元“垃圾工程”变成垃圾的事情。1997年，该市准备兴建一个现代化的垃圾处理场。可几年下来却没见这个垃圾处理场怎么处理垃圾，而垃圾却越堆越高，越堆越大，恶臭无比，把附近的土地和水井都污染了。何故？因论证阶段决策失误。原来该市选择了国外先进的焚烧、堆肥工艺同传统的卫生填埋相结合的方式建了这个垃圾场。但在试行期间，却发现设备和工艺都存在严重问题，故未投入正式生产，不得不再投入1亿多元新建一个生活垃圾场。
因此，进行绿色投资，一定要做好可行性研究，进行科学论证，严谨从事，否则就会造成重大损失。还有，污水处理项目和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和利用情况也不能令人满意。对9个省的37个污水处理项目进行审计，由于前期准备不充分、配套资金不到位及运行费用不足等原因，有15个项目未按计划完工或开工；16个已完工项目中，有7个达不到设计要求；普遍存在配套设施落后于主体工程建设的问题，造成设备闲置，项目整体效益难以发挥。国务院6部门在对全国532座污水处理厂进行检查时发现，有275座非正常运行，占51.7%。这些情况，都提醒我们不仅要加大绿色投资力度，还要十分重视提高绿色投资效益。如果绿色投资效益低下，是很难切实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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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投资”的范围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口径。小口径，就是治理环境污染的投入，包括用于环境保护、污水排放、固体废弃物处理等等的设施、设备和有关费用支出。中口径，就是在小口径的基础上，再加上资源有效开发和节约利用的投入，包括用于节能、节材、节水、节地等措施的费用支出。大口径，就是凡能推动“绿色GDP”增加的投入，均可属于“绿色投资”，亦即在现有社会投资总量中扣除不构成“绿色GDP”的无效投资甚至是负效投资，扣除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无益投资甚至是有害投资。这种“绿色投资”是最能体现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是最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投资。
“绿色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比重越高，标志着有效投资和有益投资所占份额越大，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健康增长的贡献越大。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提出宇宙飞船理论。波尔丁对传统工业经济资源-产品-排放的开环模式提出了批评。几乎同时，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对杀虫剂等化学农药破坏食物链和生物链的恶果进行了起诉。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报告中倡导零增长。1992年联合国世界首脑环发大会发表《里约宣言》。在此背景下，绿色经济逐渐兴起，绿色投资方兴未艾。在绿色投资的众多动因中，政策无疑是第一推动力。为此，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从政策层面加以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