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也为中国面临的两个棘手问题提供了一条出路——发展缓慢的农村地区和陷入困境的银行体系。中国官员经常主张，他们需要引进外国管理技能，来解决该国的银行业问题。其实他们只需要到浙江看看。浙江的银行是中国业绩最好的银行。一位银行经理告诉我，他的浙江分行的利润，相当于该行在中国所有分行的利润总和。其原因既不神秘也不复杂。浙江的银行早就开始向私营企业放贷，远远早于中国其它地区。如今，浙江已经拥有了一个健康发展的企业部门，能够进行明智投资，并如期偿还贷款。

　　许多人都忘了，在上世纪70年代，浙江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这就是浙江模式和中国农村问题解决路径之间的关联之处。中国农民极具创业精神。浙江省如今那些规模最大的企业，许多都是在80年代由农民企业家创办的。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前哨，浙江温州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农业小镇。不管西方经济学家怎么吹嘘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对于消除贫困的作用，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在消除贫困人口方面所取得的成就，80%归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前5年，而当时，中国没有外国直接投资，贸易量也非常小。

　　真正起作用的是中国农村地区的有利环境——不仅农业的贸易条件有所改善，还放松了管制，减少了政府的干预，改善了中国农村地区的融资途径。

　　上世纪80年代，全国60%以上的小城镇企业家都来自农村。到了90年代，这些颇有成效的农村政策在别的地方有所倒退，但在浙江仍在继续实行。

　　仅有企业家精神并不能创造价值；它必须与资源和产权保护相结合。在企业家精神与资源结合方面，浙江省的工作做得比较好。要采用浙江模式，中国政治精英就要从根本上扭转对农民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的观点认为，农村问题就是劳动力补偿问题——需要引入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建立大量工业区，以便创造工作机会。这种观点不能算错，但过于狭隘。

　　中国农村更为基本的问题是资本收益问题。中国需要进行改革，使农村居民能够获益于自己的创业才华与经商能力。自2003年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走，保尔森的道义支持有益无害。

　　(作者：美国斯隆管理学院学者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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