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中国 美国 自由 财产权 放任

    先是被特权所娇惯，在法律之外随心所欲。然而，到了特定时期，政府放弃对他们的保护，此时，中国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被轻松地裸露在法律面前，成为伪自由的牺牲品。
　　
    中国企业独享的“自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去世后，张五常教授向其夫人萝丝问候。张教授跟她谈了一阵弗老对中国的贡献，对她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还要自由。她高兴，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听到很多，如果真是这样，相信所有人都会高兴。但可惜，自由不是如此简单。

　　从经济角度看，除了在当事人主张的时候司法介入之外，政府几乎没有任何管制活动。大体上，私人财产权会得到传统习惯法的保护，而政府是认可这些习惯法的。

　　但没有一个严肃的现代政治学者说这是自由：那只是一种放任不管而已。相反，就像很多民间戏曲里所演的那样，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高衙内看上了他妻子，林冲却束手无策，被逼得家破人亡，自己落草为寇。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权力的分立与制约，所以，高太尉就可以滥用权力，没有司法独立，所以，遭到严重侵害的林冲无法找到救济。此时他的生命、财产与自由均遭到剥夺。而恰是在这样的场合，正是考察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一个社会是否自由的时刻。

　　这种局面今天在部分经济领域仍然存在。比如，对民间金融，中央政府的金融监管法规不予承认，也就没有制定相关监管法规，只是运动式地搞搞整顿而已。而这种整顿经常被地方弱化，因为地方政府明白，民间金融是本地经济增长的血液，既然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政绩指标，地方官员就不会傻到去切断本地经济的血管。于是，民间金融就享有了美国的金融机构所不能享有的宽大“自由”。

　　但是，这不是自由。民间金融的这种宽大“自由”，乃是政府部门机会主义策略下的一种生存状态，而一旦来自上面的政治压力足够大，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时候，民间金融家们的财产权、合同、甚至金融家们的人身权利，就得不到任何保障，因为此时，侵犯者就是政府部门自己。

　　更进一步说，今天，不少企业家能够享有比这种放任还大的“自由”。比如，跨国公司要到某个地方去投资，当地政府自会十分热烈地欢迎，政府会免费给它土地，会减免税收；政府也会承诺，环保部门若干年内不准入厂检测；假如这家工厂里的工人不满其工资标准而抗议，政府会帮助企业出面阻止，将其视为破坏稳定的活动，按照相关办法处理。如此大方的特权性“自由”，自然会吸引大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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